原创文章
2025.04.01

国企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的动态平衡与刚柔并济

春秋时期,商鞅以"徙木立信"重构国家信用体系,用制度创新推动社会治理变革。新时代背景下,国企三项制度改革通过“管理人员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机制,在组织活力与制度规范间探索治理现代化路径。这一改革既是市场化机制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有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突破。在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及《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意见》的指引下,2022年3月底,全部中央企业集团和97.3%的地方一级企业已建立对子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制度。实行全员绩效考核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占比分别为99.6%、99.3%。

2023年启动的新一轮改革深化行动,在2024年将管理人员退出机制列为重点任务,标志着国企改革从机制构建向制度效能转化迈进。

一、从"三能"到"三能三必":制度刚性的破冰之路

(一)政策迭代与机制形成 

国企三项制度改革历经关键阶段演进。破局阶段(1992-2014年),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打破了传统用工模式。体系化阶段(2015-2020年),通过《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确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核心框架,完成了市场化机制从破冰到成型的蜕变。深化阶段(2021年至今),依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管理人员末等调整与不胜任退出机制。政策演进呈现“试点突破—制度成型—全面深化”的递进逻辑,为改革提供法理依据和实践路径。

(二)退出机制的体系化建构 

现行机制通过三方面实现制度升级。一是岗位动态管理。建立领导职务任期评估制度,明确“年度考核+任期考评”双维度退出标准;二是多维评价体系:构建“政治素质+专业能力+经营业绩”三维模型,强化党管干部原则;三是差异化激励:实施“一企一策”薪酬机制,建立薪酬追索扣回制度,实现激励约束闭环。通过制度刚性压实改革责任,2022年地方国企管理人员调整比例较改革前提升4.2个百分点。

二、刚性制度下的柔性博弈:三大实践误区解构

(一)权力结构的冰山效应:选择性执行的制度消解

某省属文旅集团在末位调整中,高管层以"特殊贡献"名义集体豁免考核,而基层员工淘汰率却高达8%。这种"上层冰封、底层震荡"的失衡结构,恰似泰坦尼克号撞向制度冰山前的预警信号。为了破局,需要推行"头雁熔断机制"。并将领导班子强制纳入末等调整池。范围需要覆盖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总师等关键岗位,强制要求每年至少10%的高管进入调整池。以连续两年考核排名的后20%、重大决策失误3次以上等或者企业设定的其它特定指标作为触发条件。由外部董事(占比≥40%)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实施360度考评。同时开展"破窗指数"评估,设立领导力改革的量化标尺,将领导岗位调整率纳入改革KPI,领导的率先垂范让全体员工看到政策执行带来的活力和文化转变,诚心接受面向所有人的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二)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程序正义的生死劫

某省属企业技术部门年度考核中,几名专利发明人因"团队协作分"垫底遭淘汰,而长于应酬的"关系户"却稳居安全区。这种"老实人陷阱"正在消解制度的伦理正当性。为纠正此类现象,策略上要引入"双盲评审"机制。即考核中隐去姓名、工龄等干扰因素,用技术序列替代真实姓名。采取量化技术专利、业绩等数据来定价值成绩。采用“个人贡献(60%)+团队协作(30%)+创新价值(10%)”加权模型来计算贡献度;设置12-36个月成果转化周期豁免期(参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同时还要强调独立的监督,保障信息公开,保障过程公平,保障程序正义。

(三)形式主义的纸牌屋:数字游戏的制度异化

某市属国有集团为完成5%淘汰率指标,采取"轮流坐庄"式调整,没有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部门间互相推诿“甩锅”,优秀员工因“不站队”被排挤,导致核心部门出现技术断层。本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需要扎根于企业基因的制度性变革,却变成了一项当下的、运动式的、完全应付上级要求的形式任务。这种运动式改革恰如搭建制度纸牌屋,随时可能系统性坍塌。为打破形式主义,可以建立"组织健康度仪表盘",对企业生命体征实时监护。

一是动态监测人才结构, 实时监测"三金比例"(金牌员工保留率、金领岗位空缺率、金种子梯队完备率),设置行业对标警戒线。二是制定能力匹配雷达图,采用6级能力刻度(1-6分),动态显示岗位要求与现职人员能力GAP值。三是设立流动活力指数,计算"良性流动率"=(主动轮岗数+晋升数)/(被动调整数+离职数)×100%。四是开展压力测试预警,模拟不同淘汰强度(5%/10%/15%)下组织稳定性变化,预判关键岗位断裂风险。某央企通过仪表盘发现所属研究院35-40岁技术骨干流失预警(流动活力指数<60),通过及时启动企业"留才计划",将核心人才保留率从72%提升至91%。

三、制度与人性交响曲:现代企业治理生态的重构

(一)从物理组合到基因编辑

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哲学启示我们,真正的改革应是激发组织自愈力的"基因疗法"。某航天科技集团建立的"红蓝军对抗"考核机制,让末位调整转化为组织免疫系统的应激训练,正是这种哲学的现实映射。该机制借鉴了军事训练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对抗理念,结合航天领域高复杂度、高风险的特点,形成了一套动态化、实战化的考核体系。

(二)试点数字化治理工具创新

某企业试点的人力资源数字孪生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该系统包含三大模块。一是胜任力动态图谱。基于岗位说明书与绩效考核数据,每季度更新能力匹配度分析;二是组织效能热力图。通过协同办公系统数据抓取,实时监测跨部门协作效率;三是改革成效预测模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模拟不同改革方案对组织效能的影响。该系统的应用使人员调整决策准确率提升28%,改革成本降低19%。

(三)建立制度与文化的融合机制  

一是建立正向反馈循环。建立“改革成效—员工获得感”转化指标,如培训机会增加率、内部流动成功率等;二是建立柔性退出通道。设计荣誉顾问、专项督导员等过渡性岗位,保留组织经验资本;三是打造文化重塑工程。将改革典型案例纳入企业文化手册,开展“改革先锋”评选活动。

结语

站在2025年改革深化的历史节点,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已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迭代,更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哲学革命。从商鞅徙木到现代企业治理,制度文明的演进始终在刚柔博弈中螺旋上升。这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离不开企业文化柔性引导。当"三能三必"机制真正融入组织血脉,中国国企或将迎来如德鲁克预言的"后管理时代"——在那里,制度是自由的保障,改革是组织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