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平台公司把控好业务转型结构。企业产业转型并不是一切都要向“钱”看齐，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地方和企业综合考量，无论国企平台公司如何实施市场化转型，依然离不开城市发展这个“根”，所有的产业转型升级都要围绕利于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及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开展新业务，不能天马行空，或短视行为。正如现代咨询集团董事长丁伯康博士在《地方政府债务化解与投融资管理》中所说，企业要转型发展一定要“背靠市长，面向市场”，作为链接政府和市场的重要纽带，向上争取政府支持，结合地方优势资源和产业去转型。

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应注意产业结构问题，谨防过于单一。传统型的产业或资产根据转型战略规划进行合理的调整，适度压降一定规模，同时基于原有的业务，通过合并重组等方式适度扩展，抓住其中核心环节进行延链强链，把握好产业结构“强度”。

在新业务拓展中，要注重风险度，做好产业规划。如2023年7月，成都市国资委提出了要加快推动地方非主责主业大宗贸易的清理退出。从前文的营收占比分析中发现，商贸已成为地方国企平台公司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国有平台公司都可效仿参与，因为大宗贸易业务具有交易金额大、资金流转快等特点，以及存在诸多风险，如毛利率较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且频繁。为何闽西兴杭、青岛融汇财富等可以将大宗贸易做好做强？这主要基于地方特有的资源禀赋和政府支持，具备多年丰富的贸易经验以及成熟的交易体系和产业链条，叠加专业人才的引进。

非传统城投产业占比较高的国企平台公司在逐步脱离城投属性，给评级公司在评级工作中带来了较大挑战，如何客观、准确的评估是当前评级公司值得考虑的问题。评级机构的主要评级框架分为三大部分，区域经济、财政实力、企业经营和财务表现。在区域经济环境既定的情况下，就是考虑地方政府在财力或资源上给予企业的支持和企业自身的运营实力，即企业核心业务竞争力。

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国企平台公司信用的直接或间接支持方，是评级中的关键维度。随着企业市场化转型之路越走越深，对已实现和增强自我造血功能的企业来说，是否需要调整指标比重，这个“幅度”该如何把控好。

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运营实力，强调的是企业的业务竞争力，主要从区域专营性、业务的确定性和持续性进行衡量。区域专营性强调的是国企平台公司能否较好的聚集区域资源和充分利用好资源。业务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则是考量企业是否聚焦主业主责，因地制宜的对传统业务的升级和向新业务的转型。后期，评级机构可针对和企业核心业务的属性匹配相应、趋于市场化的行业模型，并持续调整各主要影响因素，逐步切换评级模型，要更加的市场化、机动性。转型期间的调整度又是当前评级机构面临的新挑战。

金融机构在面对国企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对企业提供融资借款时，对企业的信用、业务、财务、税务是否需要重新建立起新的风险评估体系，风险“程度”又该如何定义，是当前金融机构亟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债务管控严格，企业融资趋紧背景下显得更为迫切。

首先，国企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脱离代政府融资功能，这也是当前国家层面支持的，同时部分转型较为成功的头部企业正逐步脱离城投属性，相应的财政支持和政府信用背书也在逐步减弱，这也是当前金融机构所担心的问题，或对企业的市场化融资产生一定影响。

其次，国企平台公司的产业端，在逐步脱离城投属性的公司，在产业上呈现出的是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如前文所述的商贸业务板块，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占用资金较大，不仅带来流动性风险，对后期的市场化融资带来较大阻力。特别是在公司债券监管新规下，贸易业务将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合理性和合规性将迎来更严的审核。金融机构对此应紧跟政策走向，把握产业脉搏，针对国企平台公司的转型持续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建立起新的风险评估体系，只有持续有效的充分定义风险”程度“，才能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国企平台公司在市场化转型中，不仅企业自身和外部市场重要参与者做好相应工作，对企业的监管机构更要与时俱进地根据国企平台公司产业定性重新评估，调整监管体系，谨防出现过度监管或监管不到位等情况。

国企平台公司在转型途中，资产规模是在快速增长的，业务链条也将变得更加繁琐，给监管机构带来更大压力，且难度增大。因此，企业在转型的同时，国资监管机构在监管理念和方式上要转型。

如何平衡好监管和企业发展的“度”是当前地方国资监管机构亟需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可通过不断创新的信息技术加快国资智能化监管体系的建设，树立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监管思路和体系，以提升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从国有平台公司的战略、业务、组织和技术多方面系统性设计和建设，其本质是结合数字化技术对监管企业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的再造和升级。更多关键因素和模型的纳入和建立，将会降低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企业运行和监管的影响，利于监管机构更好的把握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