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12月3日-6日，2025年城市产业合作大会暨第18届城建投融资论坛即将隆重召开，本届论坛将进一步聚焦债务化解最新实践，邀请政策研究者、行业专家与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新时期地方财政、国资和国企的高质量发展之道。

城投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具有显著的长期性特征，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建设周期，而后续运营阶段持续时间更长。因此，对城投公司债务风险的评估，需从长期和整体的视角出发，避免仅局限于短期或局部分析。

当前对城投公司债务风险的评估，多聚焦于债务规模增长、债务与资产比例等单一维度，这种做法较为片面。实际上，债务风险的形成涉及多层次、多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基于长期整体视角，城投公司债务风险可从以下三个关联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层关联为公共风险层面。宏观经济、社会、生态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均会对城投公司债务风险产生影响。公共风险水平上升意味着宏观不确定性增强，将普遍推高城投公司的债务风险，并可能加剧违约现象。此外，相关政策调整也会进一步放大风险传导效应。

第二层关联涉及城市价值变动。我国城市数量众多，其空间区位、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等因素差异显著，导致城市价值变化趋势不一。例如，沿海地区城市因区位优势更易实现价值提升，而西北地区城市受多重条件制约，价值增长面临较大阻力。人口流动是衡量城市价值的重要指标：人口净流入反映城市活力增强，价值趋于上升，有利于城投公司债务风险收敛；反之，人口净流出将导致消费萎缩、资产贬值，加剧城投公司债务风险。

第三层关联落脚于资产负债表。在前两层宏观和区域分析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审视城投公司资产负债的具体结构，包括资产质量、负债构成等，并将其与公共风险、城市空间价值等宏观因素关联考察。传统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财务评估方法，难以全面反映城投公司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容易导致误判。

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定适用于城投公司的资产负债确认、计量新准则，构建更为科学的评估标准，以提升风险识别准确性，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依据。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过去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将债务规模扩大或增速加快直接等同于风险上升，认为控制风险的关键在于减少债务。然而，这种将“债”与“风险”简单等同的思维存在明显局限。

当前的一揽子化债政策背后，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认知转变：化解风险不能仅局限于债务本身，而应回归风险的本质进行考量。风险并非单纯由债务规模或增速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债务本身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债务风险更多体现为相对量的变化，而非绝对量的增减。如果过度聚焦于债务规模（即“分子”），而忽视经济总量或资产价值（即“分母”）的变动，可能导致在压缩债务的同时，引发分母更快收缩，反而推高整体风险水平。这种“越化解风险，风险反而越大”的现象，正是“处置风险的风险”所在。

因此，现代社会中风险的识别、判断与权衡已成为关键课题。政策认知的转变，意味着未来将不再简单地将债务视为风险本身，而是从风险本质出发，制定更具系统性和动态适应性的政策。

近期财政部门的表态释放出重要信号，即对财政赤字的理解已发生显著变化。过去常将赤字率3%和债务占GDP比率60%视为不可逾越的“风险警戒线”，这一认知实际上源于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财经纪律。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欧盟成员国普遍突破了这一限制。学界在引入相关概念时存在误读，将其简单等同于风险阈值，进而影响了政策部门的判断。

传统财政管理以“收支平衡”为核心范式，但在实践中，财政赤字已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新范式应转向“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政府债务利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只要利息支出可控，财政便具备可持续性。重点应从“还本”转向“付息”，而过去在化解隐性债务过程中，对利息问题的重视可能不足。

此外，财政行为具有金融属性，化债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存在赤字。例如，美国在克林顿时期实现财政平衡后，仍因资本市场流动性需求发行国债。这说明化债不仅是财政收支问题，更与金融市场的运作和预期管理密切相关。

我们需要从追求“平衡”的旧范式转向构建“确定性”的新范式，即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目标。在这一认知下，财政政策的空间将得到实质性拓展，更有利于应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本文根据往期城建投融资论坛专家分享观点整理。